近日,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向社會公布,其中有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與之前公立醫院的采購價格比較,3種談判藥品價格降幅均在50%以上。

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終于靴子落地,其降價幅度之大、談判推進之快,值得點贊。從談判結果來看,降價是實實在在的,比如治療乙肝的替諾福韋酯從月均藥品費用約1500元大幅降至約490元,治療肺癌的埃克替尼從月均藥品費用12000元降至約5500元。這意味著患者每月的藥費可節省一半以上,對很多困難家庭來說,這絕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救命談判”。

長期以來,高藥價是公眾吐槽看病難、看病貴的關鍵“痛點”。盡管有關部門曾三令五申降低藥品價格,甚至采取行政限價等諸多硬手段,但降價成效仍然不盡人意。細心觀察近年來國家在藥價改革方面出臺的一系列舉措,可發現調控手段的行政味道淡了、市場味道濃了。從去年6月1日起,我國取消了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施行近20年的藥品政府定價制度正式終結。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對藥價撒手不管:針對市場定價可能出現的專利藥、獨家藥價格超出患者接受程度的現象,藥品價格談判機制應運而生。

國家出面發起談判,絕不是走回行政限價的老路,而是與藥企按照市場規則進行博弈,通過“以量換價”的方式既讓患者吃到更便宜的藥,又讓藥企通過讓渡部分利潤換取更大市場份額。這一多贏手段,在歐美等國已是遏制高藥價的常規動作。比如在美國,作為價格談判參加方的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處方藥占全國處方藥的15%,由于藥品需求量巨大,談判后藥價只是平均批發價的50%左右。我國首次藥品價格談判,其意義也不僅在于三種藥物的降價,而表明我國在藥價調控方面從行政思維向市場思維的轉換更加徹底,調控“工具庫”中也多了一枚利器。

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成功破冰,下一步則是要朝著常態化、制度化方向努力。一方面,要讓更多藥物進入價格談判體系,讓降藥價從“定點突破”到普惠式的降價。很多專利藥、進口藥、特效藥價格高企,當然有研發費用高昂等客觀因素,但也要考慮到患者的經濟能力。讓更多藥企參與到價格談判中來,達成藥企和公眾的雙贏,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道路。此外,還可在條件成熟時效仿美國,允許各地自主談判,或讓具有較強議價能力的大型藥房、保險公司等發起談判。不管用什么方式、誰來發起,只要能促使藥價合理回歸、老百姓得實惠,都應鼓勵。

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健全市場反饋和監督機制。藥品安全、療效好壞、成本效益等,應是貫穿價格談判始終的關注重點。比如法國、意大利等都會對納入價格談判的藥品就療效和成本進行經濟學評估,力求在眾多藥物中選擇最具“性價比”的藥物。此外,價格談判采購量大、總價高,更需確保談判過程規范公正。比如在我國首次價格談判中,就設立了監督小組全過程監督,談判全程進行錄音錄像,未來還要進一步細化、固化相關監督機制。

看起來“專業味”很濃的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其實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看病用藥支出。價格談判機制初試啼聲,三種藥物價格應聲而降,多年來通過行政之手很難辦好的事情,換種思路來干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持續推進的藥價市場化改革,或將成為撬動整體醫改、破除“以藥養醫”痼疾的強力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