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剛來北京的前2個月,我住在改造的6人間里,吵鬧的環境和永遠有人的衛生間,實在讓人難以接受。”蔡佳在接受采訪時談到,“后來找到了專業長租機構的房源,雖然是隔斷間,但價格低、空間大,采光也好,與2個小伙伴舍友也相處融洽,住著有家的感覺”。
大學畢業剛一年,蔡佳滿懷信心地從老家縣城來到北京,在搬離了難以生活的群租房后,她從學姐那了解到某租房平臺,順利找到了一間心儀的房間。“房間條件很好,配齊日常家居后租金才2000多元,對于我這種剛工作的人來說性價比蠻高的,我很喜歡”蔡佳難掩高興的表示。
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蔡佳簽了一年的合約,可是沒想到才三個月不到,一紙“房屋涉嫌違規”的通知,就打破了她的美夢。從得到通知到隔斷間直接被拆除,僅24小時。
“那天我和公司請了假,有些生氣和難以置信的趕快回家。但幸虧租房平臺響應及時,到家時就有工作人員在等候了,協助我一起收拾、搬家,在這么冷的天氣里,真挺暖心的”蔡佳回憶道,“當時,工作人員為我暫時安置在新房源,雖說還是隔斷間,但房間品質和原來一樣,以后我應該還是會考慮這種房間吧。因為平臺服務好,而且也符合我目前的薪資水平。”
截至拆除后的第3天,記者再次見到蔡佳時,她的情緒已經恢復并簽約了新房源。新屋里不僅購置新的生活用品,還在陽臺上擺上了好幾盆多肉植物。
隔斷房一“拆”了之,難的是租客
全國各地尤其是超一線城市,性價比高的房子也是一房難租。在此背景下,合租模式開始出現,合租形態也在發生各種演變。目前比較有對比性的是規范化長租機構運營的合租產品及散亂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運營的群租房。
長租機構運營的合租產品中,有一類是將符合一定大小、采光條件的客廳,通過隔斷改造成一間獨立房間再出租,即業內俗稱的“N+1”。與此相比,黑、小中介經營的群租房,往往將客廳、廚房甚至衛生間改造成多個房間再群租,居住人數較多,居住環境較差,存在著不小的安全隱患。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黑、小中介的“群租房”和專業機構的“N+1”合租產品雖然同屬隔斷模式,但存在本質區別,前者缺少規范運營主體、野蠻無序,而后者經過專業機構運營走標準化、品質化、規范化路線。
近年來,北京等各地房屋管理部門為維護租房市場秩序、保障租客安全,對房屋租賃市場接連出臺了系列規章制度并對群租房治理做出要求。盡管此舉目的在于維護租房市場秩序,但實際執法過程中,往往對于真正“小、散、亂”的群租房與租賃機構管理的N+1房間沒有加以區分,“一刀切”清退。
走訪發現,“一刀切”禁止隔斷房,可能會把租房需求嚴重擠壓,甚至使得初入職場的年輕人不得不選擇小中介或者私人偷偷改建的“群租房”解決住房問題,而不是通過正規的中介機構租房。監管部門也難以做到時時對每套房進行檢查,而房產中介與房東無序設置隔斷,更容易引發火災事故發生。由此,可能背離禁止群租房、隔斷房的政策初衷,導致更大的居住安全隱患。
在租房缺口不斷拉大的現實問題下,“一刀切”是否真的是最佳方案?政策在規避租房市場安全隱患問題的同時,是否合理考量了來京社會人才必須的租住問題?
上海“N+1”模式有望復制全國
上海作為超一線城市擁有大量的外來人口及本地城市青年,對專業化長租公寓的租住需求量大,對于“隔斷房”的治理也提出了符合城市實際情況的政策。
上海是全國最早一批落實“N+1”模式的城市,早在2015年即推行實施的“N+1”合法化。今年,上海市房管局又在原政策到期后針對“N+1”合法化的有效期進行了延長處理,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住房租賃企業代理經租房屋行為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對隔斷材料、消防安全等做了標準規范說明,表明“單套住房內客廳(起居室)使用面積在12平方米以上,且按本市代理經租企業房源信息雙記載相關要求報備的,可以且僅可隔斷出一間房間出租供人員居住”。
此次在施行“N+1”合法化4年多以后再次更新規范細則并延期5年,有業內人士表示,此舉說明“N+1”政策符合上海城市發展所需,且不僅利于進一步有效保障上海的出租房源供給、租房價格穩定、租住環境品質,也將對上海的長租公寓市場發展將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據了解,此次發布的新版《通知》,既是上海繼續推行代理經租“N+1”政策的需要,也是主動應對市場發展、變化的迫切要求。繼上海施行以后,目前南京、杭州、武漢、成都、蘇州、廣州等多個城市陸續推進“N+1”合法化工作,示范效應明顯。
可見,全國多地重點城市的相繼參考與模式推廣,表明“N+1”管理經驗已逐步具備成熟條件,同時,對于提升城市活力、人才粘性等方面也具有相當價值。
從當前發展形勢和未來規劃來看,標準化、規范化、機構化管理的隔斷房一定程度上符合當下發展所需。對于城市管理者來說,在規范租賃市場的同時,更要思考的是如何構建更加包容的租房公共政策體系。加快完善和積極引導建設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住房舉措,多管齊下。一方面,在2020年十三五規劃收官之際,也是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落實十三五規劃綱要,妥善處理和嚴格完成“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企業發展”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更好地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租房要求,讓廣大城市青年用戶群切身體會到生活的幸福感與滿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