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聚了孫儷、陳曉、何潤東、任重、俞灝明等演員的《那年花開月正圓》自開播以來贏得口碑和收視雙豐收，頭號出品方華視娛樂有可能依托此劇順利闖關IPO，而另一出品方西安曲江影視，近幾年在影視娛樂方面合縱連橫也是風生水起，已悄然崛起為“曲江系”文娛產業資本的“急行軍”，曲江系文化影視投資版圖雛形漸現。
影視投資江湖悄然崛起的“陜西派”
西安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曲江影視)，由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曲江文投)設立，背后實際控制人為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
曲江新區管委會下屬曲江文投、曲江文化控股集團等多家公司，并通過這些公司投資設立了曲江影視、丫丫影視、大秦帝國影投、曲江夢園等30多家影視、文化公司。
《機器俠》、《竊聽風云》等熱映大片的重要投資方都來自曲江文投，曲江文投主要從事園區建設、文化旅游、影視、會展及文化旅游項目開發等領域，力圖打造“全文化產業鏈”平臺。
2017年7月1日，華僑城以增資方式獲得曲江文投51%的股份，成為其控股股東。曲江新區管委會將與華僑城集團合作，建立投資發展平臺，進一步探討合作機會。
對于影視集團來說，需要具備屬于自己的制作、發行及影視服務鏈。為此，曲江影視利用三年時間，通過投資注冊全資子公司的形式，組建了曲江影視制作服務公司、夢園影視公司等，初步形成產業鏈。2010年曲江影視采取融資、合作等手段成立西安曲江影院投資有限公布公司，進行影院投資、院線建設，進入電影產業的終端市場，完成影視產業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丫丫影視已揭開資本布局圖譜一角
在影視行業快速發展的今天，資本博弈“硝煙彌漫”，精彩程度不亞于影視劇本身，搶灘資本市場成為影視產業的重要目標之一。
曾發行過《胡楊女人》、《老爹的非“城”勿擾》、《神秘人質》、《賴漢的幸福指數》、《我在北京，挺好的》等作品的丫丫影視，今年2月申請掛牌新三板，曲江文投擁有丫丫影視67.5%的股份，作為“曲江系”旗下公司也可謂自帶光環。
丫丫影視沖刺新三板，是曲江系旗下影視公司首次登陸資本市場，同時也是繼曲江文旅(600706.SH)等公司之后，在資本市場的又一布局。
公開股轉書顯示，丫丫影視2014年、2015年、2016年前三季度分別實現營業收入5283.30萬元，6156.48萬元，1293.34萬元。這個營收與BAT為代表的影業，業績涉足較早的華誼兄弟、光線傳媒、華策影視和博納影業等比起來，行業地位可見一斑;相比較于前段時間發行招股書的橫店影視，同樣背后依靠龐大的橫店系，二者營收差距也懸殊，橫店影視2016年總營收為22.80億元,凈利潤3.56億元。
丫丫影視更像是政府養起來的，過去三年各項政府補貼、獎勵、扶持資金、稅收優惠等金額高達4200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避免同業競爭的規則下，曲江系甚至不惜注銷因《大秦帝國》而大熱的西安曲江大秦帝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并注銷另一家影視類關聯公司，來為丫丫影視登陸資本市場“讓道”。
而大秦帝國影視公司當初也是曲江系下了功夫打造的品牌，為使秦文化產業向深層次、多元化發展，大秦帝國影視獲得了開元城市發展(西安)基金的大量資金注入，2013年啟動建設了西安臨潼國家旅游休閑度假區的“大秦帝國影視基地”。
背靠大樹急行兇猛
曲江影視根植于地域資源優勢，與三秦文化旅游特色協同，提供源源不斷的內容資源，形成區別化優勢;與此同時，國有背景下政府的大力扶持，讓曲江影視穩穩地“背靠大樹好乘涼”。但是，與眾多機構公司的版權紛爭、政府與企業職能等問題凸顯出曲江影視的兇猛和非理性。
曲江新區是文化部授予的首個國家級產業示范區，曲江影視善于依托陜西特有的歷史和地域文化特色，上文提到的大秦帝國，圍繞已有的“大秦帝國”的品牌，打造出“秦東陵遺址公園”、“秦二世遺址公園”、“大秦帝國連環畫”等，形成了文化旅游、影視劇作、網絡游戲、圖書漫畫、文化演出、創意產品、博物館在內的衍生產品。
除此之外，歷史劇拍攝、主題公園建設、旅游線路開發成為曲江系整合資源、打造文化產業的思路。曲江政府下屬資產還囊括了曲江華清池、大唐芙蓉園等仿古建筑，2017年4月，曲江政府還與宋城演藝達成戰略合作，“中華千古情”項目將落地曲江新區的大明宮遺址公園。
良好的區位優勢，強大的股東背景，為公司的經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影視行業屬于資金密集型，強大的國有股東背景也為公司提供了一定的信用背書，為公司的債權融資、資本金擴大，提供一定的便利。
曲江新區2015年鼓勵和扶持影視產業的優惠政策中，明確提出政府鼓勵的影視企業免征3年所得稅，新注冊企業獲得專項資金扶持等。
有望成為曲江系資本市場影視第一股的丫丫影視，公開轉讓書顯示，2014—2016三年凈利潤總和僅為2000萬元左右，卻獲得政府補貼4200萬元。政府補助、獎勵等非經常性的收益較大，導致扣除這部分非經常性損益后凈利潤為負，依托國有企業強大背景，企業背靠大樹好乘涼。
政府背景的加持下，曲江影視發展有利有弊。
政府職能和企業職能的交叉使曲江影視的企業定位復雜，而這種定位不明確給曲江影視帶來認識與判斷上的困惑，例如：從履行政府職能角度考慮，曲江系的影視作品在題材上比較正能量、接地氣，能夠體現政治意志和政策需要，還要擔扶持陜西影視企業發展的義務;但從企業運營角度來說，嚴格的審查制度、高昂的制作成本，進入市場后面對日益年輕化的觀眾群體，曲江影視需要承擔的是資金風險。
除此之外，對于影視行業中存在的版權糾紛問題，曲江影視并沒有因為政府背景而避免。羽化財經在天眼查上發現，曲江影視平均每年有兩起法律訴訟案件。
2014年5月，編劇倪學禮就《我在北京，挺好的》劇抄襲《小麥進城》，將《我》劇的播出方中央電視臺、曲江影視、以及編劇劉嘉軍三被告訴至法院，最終三方向原告倪學禮公開致歉，賠償原告倪學禮精神損害賠償金和律師費。
國有資本和政府力量在扶持文化產業上的作用往往立竿見影，但在影視文化產品的打造上，還需企業自身下功夫，在影視劇內容上貼近觀眾生活和內心，把握好尺度，還原“人生百態”。
對于出品過《白鹿原》、《功夫瑜伽》、《百鳥朝鳳》的曲江影視，在內容沉淀方面還是有一定優勢，接下來如何將品牌造出來、打出去，是曲江影視需要關注的，也是曲江系構建文化參業版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