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HC3i中國數字醫療網
移動醫療最近可謂火得出奇，以一呼醫生為代表的能掛號加號的APP，在一個月時間里，三級跳似的登上了地方臺、央視新聞直至《焦點訪談》的舞臺。
就關注度和“媒體待遇”而言，這些創立不過幾年的移動醫企，走到了傳統行業或許十年也沒法達到的高度。可惜，這些報道雖然把移動醫療的功能渲染的神乎其神（有些方面顯然是夸大了），但也都指出，這種做法在目前是灰色地帶甚至有違規之嫌，是醫生的個人行為等等。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剛剛發生的另一則新聞——某在線教育平臺被媒體曝光有很多老師在上面兼課，收入不菲。而地方教育部門在報道后，立刻表態：教師不該業余時間在非官方平臺上兼課，應予禁止。
令移動醫療企業汗顏的是，這家教育平臺回應的犀利態度和透徹程度堪稱典范：“在關注教師的收入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學生的收益”、“互聯網紅利讓許多教育匱乏地區的孩子可以享受到頂級教育”、“認可并支持老師通過互聯網獲得應有的尊重和收益”……
其實移動醫療企業更該這么大聲的喊出來：我們讓更多人享受便利，我們為啥被指責？
患者和醫生的利益，究竟是誰在關注？
借用一下這套出色的邏輯，看看移動醫療這行，不難發現幾個有趣的事實：
第一個：有人關注患者的利益沒有？
有，但在很多報道里的患者行為，就是極少數患者和號販子之間勾搭，多數人掛不上號，這離事實太遠。
患者為啥喜歡用移動醫療APP，是因為在事實上，移動醫療幾乎是現在唯一有效率的補充預約方式（是補充），確實解決了急需患者有效迅捷掛號的難題，有用有效。
但這種做法遭到非議。這不由讓人想到了若干年前，大醫院推出數百元一個的“特需號”時的情景：當時也是被媒體批的熱火朝天日，還提出一個偽命題——醫生都去看昂貴的號去了，誰看普通號啊？
但多年過去，普通號并未消失，而特需號也成為了一種官方高度認可的“用市場化的手段調節醫療資源”的方式。而在線加號，無疑就是特需號的民間版。
但醫院差別對待的原因是，特需號的命脈操在醫院手上，而在線加號對醫院的依賴度較低，誰都愿意管“聽話的孩子”。
在現有體系中，最有改革動力的當屬移動醫療企業。無它，因為它們必須讓市場買單才能活，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最大程度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它有理由比醫院的行政官員更能接地氣的關注患者利益。
而傳統的掛號分配方式滿意度低下的另一個原因是：不管哪家公立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掛號平臺，都是對醫院上班時間內的診療資源進行分配，不管怎么橫切豎切，總體的號源就是那么多，潛力已經瓜分殆盡；而移動醫療促進的，是醫生在業余時間為更多一點的病人看病，提供的是增量的號源，由此而顯得更有效率。
當然，公立平臺輸出了絕大多數的號源，但移動醫療把公立平臺鞭長莫及的醫生積極性調動了起來，兩者本該互相補充。
因此，當媒體報道移動醫療的“神通廣大”時，也該問問患者是否真的滿意？
第二個：媒體的報道替醫生想過沒有？
沒有。所有的報道里，醫生都被明指或者暗指和移動醫療平臺“勾結”，他們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行為是貪圖嗜利的。
這公平么？事實上，就連央視的報道中也提及，很多的醫生并不排斥移動醫療。相反，有位從業50余年的醫生撰文表示，加號應該是醫患之間的事。他說，加號是醫生的權力，是對患者情況的靈活把握、是根據患者情況（甚至包括其需要被醫療救濟的緊迫程度）而做出的負責判斷。
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多數的醫生加號是為了更好的看病人。而且，加號可以由醫生根據實情來提出。目前，所有的在線加號都需要提交病人信息供醫生審核，而這個程序在公立加號是沒有的。這個細節很能說明，在線加號的醫生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為了錢，而是為了給更需要的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幫助。
醫生的個體是微小的，但不應低估這些個體的善良。就像301醫院的一個醫生，先問病人病情，再是否從外地來，再問急不急，然后選擇是否給病人加號。這樣負責的醫生，在加號的醫生里是多數。
不同的是，以前醫生加號，只能加給身邊熟人、老病人或者無奈闖進診室的病人。而現在通過網絡加號，可把醫生的增量勞動通過一種平等有效率的方式分發給盡可能多的人。
兩者孰優孰劣，非常明顯；受益的人群究竟是減少了還是擴充了，一看便知。
第三個：讓公立醫院來提升掛號效率和醫療服務質量，現實嗎？
用個故事來說明吧。
某小區一直車位緊張，到處亂停。但其實有些車位是車主長期不在家而空閑的。于是小區的保安就找到了一個生財之道——收幾包煙，給那些找不到車位的人，指點一些可以停的有主的車位。雖然人們會抱怨保安，但卻很多人選擇給他們煙。
但是由于保安無法準確的預知車位是否有人會回來使用，經常產生一些糾紛。雖然他們也在客觀上方便了一些急需停車的人。
后來，物業開始干涉。一方面，物業弄了一套地鎖，讓不開車回來的業主可以鎖住車位，避免占用，減少糾紛；另外，懲罰保安，讓他們不再收煙。但這套方法的結果是，整個小區的車位更緊張了。
然后，小區來了新物業。引進了一套智能系統，讓每個車主可以在自己不用車位的時間，把車位用APP發布出來，免費給那些沒有車位的停車者；進一步，新物業還通過物業費打折等優惠，教育每個有車位者都養成這種把自己的碎片不用車位時間讓給別人的習慣，從而讓小區的車位緊張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這個故事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保安就是號販子、老物業就是醫院和醫院的管理者、新物業就是那些被稱為“商業機構”的移動醫療公司，我們會發現——
1. 老物業（醫院）沒有管理創新的動力，他們只能在合法（保護持有車位者的利益）但是毫無進取心（鎖住車位，同時也鎖住了車位被創新利用的可能）但并不太合情，看似做了很多，但對效率的提高和資源的分配并無裨益，供需矛盾也沒有得到解決；
2.新物業的方法最好，哪怕他們要貼錢（物業費打折來教育用戶），但是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創新，改善了資源分發的效率，等于增加了新的供給，有效的緩解了矛盾。雖然，這種過程是投入最大的（貼錢，建系統）、風險最大的（改革環節多，影響的層面多），但從長期來看，這家物業的口碑無疑是最好的，他們最終會吸引更多的小區去選擇他們。
現在政策給的創新空間足夠么？
目前，北京市衛計委的《通知》成了唯一試圖界定此類行為的成文的官方文件。
文件的核心態度：是醫生“不能和商業平臺合作獲得不正當利益”。
雖然，包括一呼醫生在內的大多數企業都修正了自己的模式，承諾在這一文件的框架內行事，但這樣是最好的么？至少，這不是一個創新空間最大化的規定。
其實，在線加號正是在互聯網+環境下，利用先進技術合理解決現存問題的創新范本，是患者、醫生和管理者三方效率最大化的結果。
它需要兩個要素的支持：
1.醫生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為來自互聯網的患者進行多點執業是效率最高的，特別是對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讓醫生為了一小時的自愿加班而坐兩個小時的車是不現實的；
2.醫生在業余時間安排自己的勞動，不管和什么平臺合作，都不應該被界定為“不正當得利”。
但困難的地方在于，就像很多報道里的醫生在辦公室里接受加號就是和移動醫療“勾結”的這種神邏輯，雖然醫院的管理者也心知肚明，這樣的方式是效率最高、也最節省醫生的時間精力的，但它們就是不愿拿出一間小小的辦公室。
另一個困難是，當醫生的服務邊界由于移動平臺的加入而明顯擴大時，這種服務突然遇到了叫停。
那么，我們是否該呼吁，如果真的提供一些辦公場所，就等讓醫生每天多看5-10個病人，那么在號資源奇缺的情況下，為何不對醫生多一點寬容和支持？對醫生自愿輸出勞動的，給一些場地和規則上的支持而不是阻撓？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想到，互聯網渠道來的病人和在窗口、用公立平臺掛號的病人，是同等同權的，他們不應為選擇了更方便的渠道而成為“不正當得利”的共謀者。
那么，我們是否還可以想到，如果醫生不能多點執業、自由執業，僅僅靠醫院方制定更嚴格的管理規定、開發幾個缺少人運營和打理的APP，抑或再把醫生管的更死一點，到底對公眾的就醫便利是否有幫助？
目前，從媒體報道的反映可以看出，第一次登上央視新聞時，多方關注；第三次登上更高層次的“訪談”時，已是應者寥寥。
這仿佛透出一種公眾的疲倦，顯然人們更關注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而不是日益升高的調門。
